【快讯】中国式自杀根源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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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不同，中国式自杀突出的优点之一是，很多自杀行为并不是因为自杀者有精神疾病，而是在“舍生取义”之前生命观和家庭就失去了秩序，这是中国式自杀的首要原因。

中国的自杀状况引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始于2002年。 这一年，在中国呆了近20年的加拿大医生费立鹏( michael phil lips )和中国同事李献云、张艳萍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 lancet )上发表了“中国自杀率: 1995~1999”一文，向世界

这是第一次有人对中国的自杀率进行这么深入的研究。 得到的数据当时备受关注，因为这个数字不仅是美国的两倍，而且得到国内外专家的普遍认可。

数字的由来

根据1999年卫生部公布的死因调查数据，自杀死亡率为13.9 (其中女性为14.8，男性为13.0 )。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报告》的统计，1998年中国的自杀率为33。 这两个结果都明显与费立鹏的数据有很大偏差。

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是由全国疾病监测站( dsp )系统和卫生部死因登记系统得到的。 但是，费立鹏认为，取样过于集中在城市，涵盖的人不具有代表性的计算方法存在问题。

2001年，费立鹏选择了中国北方的6个地区作为研究现场。 从各地区选择普通群众、基层干部和自杀未遂者组成不同的群体，由受过严格训练的精神科医疗工作者担任研讨会或个人深入采访的主持人和记录者。

研究选择了842名被实验者，展开了共计101个研讨会和18个深入的采访，3名研究者分解了复印件。 然后，费立鹏与医院合作，通过科学拆除医院现有数据，弥补了调查困难带来的不足，最后与卫生部提供的1995~1999年的自杀率挂钩。 综合分析国家人口局报告的死亡率，得出了“23”的数据。

中国的自杀率正在下降

2009年，费立鹏在《柳叶刀》上新发表的复印件显示出与《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自杀死亡率统计相同的趋势:中国的自杀率正在下降，大幅减少。 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自杀问题研究专家李献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几年我一直在乡下进行调查，得到的消息确实是自杀率在下降。 村子很小，大家都知道是谁自杀的，但乡村新闻反而是透明的。 这种趋势与大部分媒体传达的信号不同。 费立鹏也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年6月2日写给华尔街日报的复印件中表示:“关于福克斯康的报道中最常见的描述是，这些自杀事件是中国社会迅速变化的结果。 他们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方方面面都会增加心理紧张、精神疾病和自杀现象。 事实不支持这些假设。 没有证据表明普通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正在迅速增加，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过去20年间自杀率大幅下降，减少幅度可能达到50%。 ”。

许多自杀者不是精神病患者

费立鹏调查中国自杀得到的多个数据，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 ~5倍等，成为今后研究者的重要依据。 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的自杀者中只有7%生前看心理医生——其中最有争议的数据是，中国自杀者中只有63%患有精神疾病，像西方那样至少没有90%。 这是一种使西方学者非常困惑的现象，与吴飞研究所得到的中国自杀状况最重要的优势一致。

因此，“中国式自杀”的最大特征之一很明显:由于中国的自杀与精神疾病没有直接联系，西方各国无法研究自杀，以参与自杀的方式说明和处理中国的自杀问题。 换句话说，西方自杀是越来越多的医学问题，但在中国，精神疾病的自杀行为并没有使中国式自杀成为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中国抑郁症患者比想象中多，63%的数据来源于分母的低估，在自杀和精神疾病的关联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没有区别。

但是李献云认为这个假设不成立，“我们得到的数据是事后对自杀者进行‘心理解剖’得到的。 为了能通过尸体解剖分析身体问题，我们和自杀者的好朋友说话，评价个人自杀前或自杀当时的精神状况是否符合精神障碍诊断标准，这称为“心理解剖”。 生前未被诊断的自杀者，事后也可以综合判断，所以我们的数据应该是比较客观的数据。 ”。 吴飞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个结论，告诉记者:“医学上完全定义的例子，在我的研究中还没有遇到。”

为什么普通人的自杀率这么高？

吴飞在《把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在以前流传下来的自杀研究中，无论是涂尔干还是现代精神医学，基本的假设是自杀总是在非正常状态下发生，还是社会偏离了正常状态，一种精神状态偏离了正常状态。 这两个理论显然无法解释中国的自杀问题”。 他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对几千年来形成的“生命与意义的关系”的价值评价。

什么样的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自杀例子的创始人们:伯夷、叔齐、屈原都在传播价值观——“杀身成仁”、“舍命取义”是应该追求的——他们的自杀成为了抵抗社会的崇高方法。 这种传统的生命价值观在国民的思考中被公式化:生命往往是有价值的，必须牺牲的“反抗”也成为中国自杀的最大目的——当人们面对无法处理的问题时，牺牲生命进行不公平的抵抗。

超出医学的范畴

吴飞、李献云和其他研究者接触到的很多例子，无论自杀者的“抵抗”是合理的还是勉强的，都有“抵抗”的明显标志。 比如，一个农妇和丈夫吵架后一下子吃了农药。 他们曾经是村子里恩爱的模范夫妇，只是丈夫这次吵架时没有让她，“你对我不好，我给你看死了”。 一个孩子因为不能忍受父母的斥责而选择了“以死抗争”的李献云，总结为“自杀作为处理这些冲突的一种方法，用自杀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抗议”。 这是与在西方价值体系中产生、自杀越来越多完全不同的现象。

因此，中国自杀问题研究者们认识到，中国的自杀干预首先需要纠正这种价值观，建立生命高于一切的观点。 这显然是超出医学范围的任务。

重要:重建家庭秩序

李献云在研究中发现，人际关系矛盾，特别是家庭内人际关系矛盾(夫妇、媳妇、父母和孩子)是中国人自杀的第一危险因素。 吴飞通过很多例子指出中国人在面对外部人际关系(指社会)和内部人际关系(家庭)时态度完全不同。

吴飞认为这是“现代问题”。 因为在中国以前流传下来的中，家庭秩序直接构成了社会秩序。 什么是这个秩序？ 你是臣纲，父亲是子纲，丈夫是妻纲——从家庭到社会，遵循这个脉承秩序。 但是现在的社会，已经没有可以和家庭和社会勾结的秩序了。 中国的解放，最彻底的解放是家庭关系，个人的自主意识充分觉醒，在中国，没有比家族之间的关系更平等的关系了。 而且，中国人对家庭的根深蒂固的依赖不会改变。 所以，以前流传下来的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崩溃时，他们对中国人的作用完全不同——在社会上遭遇什么不幸，受到委屈时，大家都认为这是正常的，比较令人信服。 但是，如果家庭内发生这种“不平等”，大家就不能接受。

由于中国人历来流传的深深依赖家庭，现代独立、公平的家庭关系发生了很大的矛盾，建立成现代平等的家庭关系，满足人们对家庭的高度依赖的新秩序尽快诞生了。

中国人意识到自己有充分追求自由的权利，但这种自由是什么，如何有健康的自由，但是没有明确的认知。 吴飞认为“在现代中国如何建立稳定的人心、找到幸福感的道德秩序”是处理自杀问题的根本途径，但鉴于中国人的家庭观念，这种道德秩序首先应该建立的地方的便利是家庭。

青壮年并不是自杀倾向最突出的

同样，根据费立鹏2002年报告的数据，在中国15~34岁的青壮年人群中，自杀是死亡原因的第一位，表面上青壮年就像这个国家最容易自杀的人，很多媒体也为此引起了风波。

但是李献云的解释非常简单。 15~34岁是身体状况的上升阶段，这个阶段因病死亡的概率本来就很低，所以非因病死亡的原因自然是主导性的。 因为不是疾病而死亡的只有事故(天灾人祸)和自杀两种情况，所以这个“第一位”不能证明青壮年群的心理问题比其他年龄阶段严重。 从各种自杀数据来看，自杀倾向最明显，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是老年人。

但是，象征国家希望的青壮年自杀，依然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家庭矛盾和价值观缺失的集中表现。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徐凯文博士长期从事青少年自杀问题的研究，家庭是否稳定、社会关系是否健康、价值观是否正确是影响青少年自杀的主要因素，这三者中价值观是否正确是根本

缺乏价值观的坏结果

在徐凯文接触的学生例子中，来自单亲家庭的学生至少占50%以上，逐年上升的离婚率强调了中国家庭功能的失范。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稳定的家庭结构可以给人以爱、温暖、安全感，这是个人心理健康的必要因素，因此人类社会在几千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自发地形成了家庭这个社会单元。 因为家庭结构可以满足人的基本心理诉求。

2000年以前，徐凯文接触的例子中，心理问题还比较简单，多是考试失误、失业等引起的焦虑和情绪下降。 这几年，青少年的心理问题越来越表现为性格上的缺陷，其中以自我为中心，不知道与人交往的方式是否最突出。

徐凯文归结为中国现行教育制度的失败导致青少年缺乏理想和价值观。 “比如，在中国自古以来就被称为‘用传道课解惑’，我们现在的教育只是上课，上了大学以后，找工作才能赚钱。 这种线性思维引起了当今大学生群体最大的两个心理问题。 第一，上大学后觉得考试不理想，没有前途，心理崩溃。 其次，即使这条路过去，他也找不到人生的乐趣。 因为这条路的标志到此为止，而且心理崩溃了。 」。

但是，整个社会新价值观的确立，确实是远征，不是几年内就能达到的。 “中国的自杀干预不能像西方那样停留在精神治疗和心理指导上，应该关注越来越多的个人在生活中面临的问题”。 李献云如此总结北京心理危机研究和干预中心的经验和自己的研究成果，给个人希望是介入中国式自杀的正确方向。

我们应该设置什么样的希望？

来源：亚洲公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