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讯】中国第一代NGO创始人怎么“交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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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阳光明丽的春日下午，刚立后不久的张伯驹对“中国慈善家”说。 很明显他在开玩笑，如果你熟悉《自然之友总干事的前传》，你就会知道他这个笑话的背后多少有挫折的荣耀和梦想。

2004年6月5日，“自然之友”理事会决定开始组织变革计划，从创始人梁从戒为主的“领导管理型”组织转变为理事会管理下的“总干事责任制”组织，向全国公开招募总干事。

梁从戒曾经说过:“自然之友不能成为梁从戒的‘自然之友’，不能反复上演人亡政的一幕。” 这句话一经传达，就咂嘴表示钦佩，受到非政府组织的创始人们的鼓励。

但是，比起这句话本身，自然之友在其前后经历的各种变革的波折和阵痛可能更值得反复触摸，吸取经验和教训。

张伯驹是自然之友现在的总干事，去年8月1日正式就任，29岁了。 在他面前，自然之友更换了总干事、代理总干事5人，这些都发生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只有其中1人完成了任期。

几年后，想起自然之友十年的变革史，张伯驹不禁感慨。 很明显，对于在狭小的社会空间中顽强成长的非政府组织来说，要摆脱对个人魅力和影响力非常大的创始人的依赖，完成治理结构的优化、管理团队的专业化变革，很难走上可持续战术快速发展的轨道。

这个过程在考验创始人和理事会智慧和机制建设能力的同时，充满了与自我启蒙意识很强的新生代公益人的张力，有点用力疏忽，进而弦断了，有可能被浩荡的潮流淹没。

这是中国相继过了弱冠的第一代非政府组织普遍面临的巨大挑战，不仅仅是自然之友。 中国老牌非政府组织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包括星雨、地球村和绿色家园，从来没有遇到过现在或今后的类似问题。

探索什么样的变革？ 建设什么样的统治机构？ 你吸引或培养什么样的继承人？ 创业者什么时候退休成为二线？ 退位后，如何帮助接班人打开事业局面？ 如何平衡两代人之间的理念和执行模式？ 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寻找快速发展的机会，推进创新？ ……无论是创始人还是理事会，还是新生代的继承人，恐怕都需要下功夫。

伟大的知识分子

1993年3月15日，田惠萍在北艺幼儿园开设了第一个“孤独症儿童培训班”——“星星雨”的前身。 当时中国只有三位权威医生诊断出孤独症，但与全国孤独症特殊的教育行业相比，无论是学校还是医疗机构，没有一个人能为孤独症的孩子提供服务和相关情况。

“我必须做让整个社会参与儿子尊严保障的事件。 」。 作为孤独症孩子的母亲，留学德国回来的田惠萍知道孤独症孩子的安全和尊严的保障不是给她的。 当时她36岁，看起来矮小柔弱，但决心引起全社会对孤独症孩子的关心、尊重和平等接受。

“我不是文人，是知识分子。 我有社会责任感，从知识、科学、理性出发，我认真为这一生做了一件事。 那就是知识分子。 ”。 二十二年后，白化的她仰卧在家里的安乐椅上，对“中国慈善家”说:“我觉得无愧于这个称呼。 无论哪个立场，我都很坚定。”。

这种社会责任感同样动摇着梁从戒的心。 他是梁启超的孙子，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那时已经过了花甲，但还在千里有志。

关于在田惠萍开设第一个“孤独症儿童培训班”的同月，梁与告诫、杨东平、王力雄、梁晓燕三人一起去，开始探讨在中国建立民间环境保护组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环境保护服务为工业经济服务”的时代大潮中逆流，

三个月后，6月5日，在北京西郊的“玲珑古塔”下，他们在中国民间组织了第一次关于自愿环境问题的讨论会。 这次讨论会标志着自然朋友的正式发起。

1995年3月，另一个温暖的春天，近两岁的自然朋友通过了组织章程，选出了第一届理事会。 这个理事会有12人，从1988年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也在其中。

1996年，汪永晨走出自然之友“分化”，和中国环境科学院的金嘉满一起建立了“绿色家园”，带着很多志愿者奔向自然，决心“度过一生，保护两代人”。

同年，刚从美国留学，与汪永晨同样出生于1954年的廖晓义也采取了具有人生转折意义的行动。 那是一个人带着当时8岁的女儿“北浮”创立了“地球村”。 两年后的7月2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与梁从戒一起作为中国民间环境保护者代表参加了会见。 据后来的媒体报道，当时他们俩分别部署在克林顿的两边。

无论是星雨、自然之友、绿色之家还是地球村，这四个老牌非政府组织都有共同点。 也就是说，他们的创始人是走出象牙塔的知识分子。 他们有思想，有学识，有责任，还没有意识到某个社会问题的存在时，他们在强烈的社会使命感的驱使下挺身而出，响应社会的诉求，期待着公民意识的觉醒，社会的前进。

正如学者资中筠后来在《财富归宿》一书中总结的那样，当时中国的社会空间狭小，这些ngo的从事工作困难，比如不能顺利注册非营利组织，资金来源限制大等，他们在社会上得到公众的信任，产生一定的名声和影响

但是，在创始人个体魅力的光环后面，不知隐藏的危险也进行了繁殖。

“创始人的魔法”

田惠萍在意识到自己忽视了一件事之前，一直感到自己的特民主主义。

2007年1月，在辗转难关的搬家后，星星雨正式定居在东旭新村。 多次防水装修无效后，田惠萍召开了星雨管理委员会会议。

“我们的总务部长很为难。 有人八卦，说他收回了回扣。 为了防止这个，我建议大家报告三个装修方案，管理委员会选择一个，不把权力集中在一个身体上。 ”。 田惠萍告诉了“中国慈善家”。

会议是在中午休息时间召开的。 田惠萍希望速战速决，她有一个方案，先赶紧表达了自己的方向。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不错。 」。 管理委员会一致通过了。 但是，即使装修了，还是漏水。

怎么了，明明是大家选的？ 再次召开管理委员会会议时，其他四个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微妙表情让田惠萍一下子想到了多件事。

星雨从1998年开始建立部门制，进行分工，从2002年开始制定战术计划，实施了管理委员会决定制。 从那以后，每次星雨跨部门决定，管理委员会都集体制作。

我一直为信奉民主主义规则的田惠萍感到骄傲。 如果这次事情没有发生，她恐怕做不到，至少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原来，大家没有单纯地把她的创始人兼所长看作一个会议的召集人。

“面子是团体的决策，但在我这样坚强的人的引导下，民主的讨论是招牌，我其实没有意识到抑制了大家的表现”她想起“从中国以前传来的是领导喜欢它，就行了”。

她把这总结为“魅力领袖引起的危机”。 “大家决定，有我，我永远在这里。 明白吗？ ’她一边说，一边双手合十，在天空做掩护。

同样的危机自然之友来得更早，更被动。 有了自然之友后，梁从戒说“既是总干事也是理事长”，“代表组织活跃在社会舞台上，直接管理日常事务”。

“这种状态是错误的”自然朋友的共同创始人之一，理事梁晓燕指出。 神龟的寿，还有时间。 2004年，她和自然朋友的另一位共同创始人、理事杨东平担心日重。 “不管怎样，梁先生当时已经72岁了，力不从心，没有接触新事物的自信，接受挑战的能力也变弱了。 」。

来源：亚洲公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