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讯】王振耀：三中全会勾勒现代慈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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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瞩目的18届3中全会已经闭幕，对公益慈善事业来说，18届3中全会释放了这些信号吗？ 对于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和公益慈善事业面临的问题，“改革”作出了什么样的回答？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在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为《决定》)中，体现了许多地方迅速发展慈善事业的构想和措施 如果三中全会的精神全面落实，慈善事业就必然实现历史跨越。

"政社分离是迅速发展社会服务业的关键. "

华夏时报:从公益慈善事业的角度来看，“决策”有那些亮点吗？

王振耀:关于现代慈善建设，《决定》不说通常的空话、社交辞令，直接指出了公益慈善事业面临的所有问题，给出了处理方法。

最大的亮点是直接提出“完全的慈善捐赠扣除免税制度”。 因为税收是目前制约公司、个人捐赠及公益基金进一步加强的核心问题。 股票捐赠、非实物捐赠、基金会投资收益税收问题等是公益行业的热点议题。 我认为这将在三中全会后采取确定的辅助措施。

其次，是关于社会组织双重登记的问题。 《政策决定》再次优先考虑“积分培养和快速发展领域协会商会类、科学技术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在成立时提出“直接依法申请注册”。 预计这将加快《基金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公司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编纂进程，在年内完成修订，尽快开放“直接登记”。

三是政府购买公务服务。 《决定》要求政府进一步行政解放权，社会组织承担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处理的一些事项。 这处理了社会组织迅速发展起来的“做什么”的重要问题。

《华夏时报》:《决策》指出要调动社会组织的活力。 这证明了现在的社会组织不足还是没有活力。 你认为那些因素束缚了社会组织的活力吗？

王振耀:首先，现行规定要求各种社会组织，必须先找到业务主管部门，再登记民政部门。 这一要求使许多民间社会组织难以登记。 据我了解，现在民间专业化的服务组织，由于起点低，资金少，为了找到业务主管机关，在民政部门登记非常困难，只能在工商部门登记。 但是，由于政府支持不足，生存状况令人担心，来自哪里的活力？

其次，大额捐款不能免税。 例如，陈发树捐赠83亿，如果支付10亿税以上，就不需要在全世界捐赠。 代比尔盖茨捐赠300亿美元，支付几十亿美元的税金，他还会捐赠吗？ 这样本来就行不通。 所以，有人说我宁愿做企业而不愿做慈善团体。 企业有各种优惠免税政策啊。 因此，有必要使大笔捐款，特别是股票捐款这样的富豪捐款更顺利。

第三，世界上罕见的社会组织工资水平的特别规定。 也就是说，慈善组织人员的工资不能超过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的两倍。 这个人很害怕，什么在迅速发展？

华夏时报:对于政社的分离，“决定”使用了“加速”一词，证明了政社的分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王振耀:我国社会组织有两种非常特殊的形态:一种是事业单位，如各种政府退休人员干的或者是政府职能部门直接干的社会组织。 二是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联、残党等人民团体，其工人类似于准公务员。 过去，政社没有区别，注册组织要求主管部门，因此主管部门过多介入社会组织，或其他部门难以监督管理具有主管部门的社会组织，需要政社的分离。

实际上，这样的组织从事儿童、养老、残疾人服务等行业的公益慈善事业，但这本身就是以人为中心的领域，不需要政府直接管理，希望政府以一定比例出钱，由规范化的民间社会组织接收。 那样的话，社会服务业真的会迅速发展。

当然，对于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等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也不能简单地“消除”，应该进行女性联盟等功能变革，可以帮助女性类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建设桥梁和枢纽，与民间组织进行交流。

华夏时报:你对“不能规定期限实现领域协会商会和行政机关”有什么理解？

王振耀:关于领域协会商会和行政机关脱离，今年两会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表现是“逐步推进”，“决定”的要求是“期限”和“真”。 这证明“脱钩”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摘钩子？ 就是实现“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 本来很多协会、商会就有很多官营色，有一定的行政功能，对公司来说，不是真正的服务机构而是指导机构，所以我国在世界上买什么，卖什么便宜？ 摘下钩子，领域不会迅速发展。 产品的质量和制度不能保障。 摘钩会带来竞争，谁为公司提供的服务好，谁就能得到越来越多的资源，不会引起腐败。

"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体制改革的时代. "

华夏时报:决策中多次提到公共服务，包括扩大公共服务，提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能力。 过去的政府采购服务有那些问题吗？

王振耀:扩大以人为本的政府采购服务是非常必要的。 这是因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仅是国际上普遍的方法而且是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必然要求。 养老、儿童等具体的社会服务，政府不能直接提供。 比如照顾残疾人、老年人，包括心理安慰在内，各种社会问题大量发生后，一定要由社会组织承担。

但是现在来看，我们没有真正严格的意义上政府购买服务。 养老、孩子、残疾人服务等行业有多少购买服务？ 不加大购买力度，社会组织就不能迅速发展。 社会组织服务应该是市场服务行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应该推动优质社会服务产品的出现，对产品标准、评价应该有明确细分的评价模式。

华夏时报: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服务有什么问题？

王振耀:社会组织面临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注册门槛高。 注册门槛高，不能为大家服务，想做好事，时机和途径不通，现在投入专业化服务，需要训练专业化人员。 当务之急是及时调整我们的有关政策，调整我们的有关法规。 二是缺乏资金运作的支持。 特别是任何民间专业化的服务组织，由于起点低，资金少，政府支持不足，所以担心生存状况，组织活动也很难区域化、规范化。 政府的公共服务一旦转移到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就会在政府的帮助下，真正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华夏时报》:《决定》这次又为优先快速发展四种社会组织提出了重要的培养，但社会组织目前不能直接登记。

王振耀:第一，缺乏法律支持。 《财团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公司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三项条例尚未编纂。 《慈善法》也还没有制定。

华夏时报:三中全会后，法律的推动力会变大吗？

王振耀:“决策”在提及社会治理和公益慈善时强调“依法”。 这种法制的强调一定会大大促进相关法律的修改和颁布。

华夏时报:与以往不同，“决策”专业是“志愿者组织的支持和迅速发展”。 那个意思是什么？

王振耀:与发达国家专业化的志愿者和强制志愿者相比，我们的志愿者组织还不成熟，大多是“表演”式的表演。 比如，现在做志愿者的大学生很多，是临时的，大学一毕业就停止了。

志愿者活动应该组织化、专业化，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志愿者活动最少的，多达20%。 美国人已经有三部关于志愿者活动的法律，规定了每个市民在一定的年龄层必须提供多长时间的志愿者活动。 我们现在一份也没有。 如果中国开始志愿者活动的法律体系建设，整个社会都会有有用的志愿者，社会道德水平会提高。 这改善了整个社会的风气，完善现代社会的管理体系意义非常大。

华夏时报:总的来说，“决策”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迅速发展起着什么作用？

王振耀:三中全会全面规范社会体制改革，特别是现代公益慈善事业，包括立法、免税、登记、志愿者服务，包括政府采购，这标志着中国整体进入了社会体制改革时代。 可以说“决策”描绘了现代慈善的蓝图。 其中如果复印真的能执行的话，在不久的将来或者35年内，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将会上升到非常大的阶段。

(慈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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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亚洲公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