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讯】“烈士父母关怀计划”：为了对历史和个人生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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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齢

2008年，有名媒体人孙春龙在缅甸采访时得知，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远征军还有些抗战老兵无法回国，至今仍留在海外。 因此，孙春龙组织开始了帮助“老兵回家”的公益活动。 到年11月11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休战日，孙春龙为了“退伍军人回家”而注册基金会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以“治愈战争创伤，提倡人性关怀”为宗旨，为战争背景下的个人生命提供人性关怀。

年1月，姚遥加入深圳龙越基金会，经过第二届理事会选举就任基金会秘书长。 之后，姚遥去长江商学院深造，进一步系统地学习了社会公益和社会创新。 姚遥所在的班有69个同学，是所有行业都有很大影响力的人。 学习之馀，大家一起考虑在公益行业做点什么。

民间烈士对父母的无视和冷淡，使姚遥的心不舒服。 “作为烈士的父母，这个烈士的故事在媒体上曝光的时候，大家都很关心。 但是发烧过后，有人记得这些烈士的父母和妻儿吗？ 他们为这个社会付出了生命。 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记得这么宝贵的个人生命，完全忘记他们，对他们的家人来说一定是最大的伤害。 ”。

因此，姚遥挽着脖子，联合长江商学院28届深圳的5组同学，设立了“烈士父母照顾计划”，成为龙越基金会下属的新项目。 同学们为这个新项目设计了三个大副本:给烈士父母送关怀礼包，陪独居烈士父母服务，陪烈士父母扫墓。

01入籍

《烈士父母关怀计划》是一家进入家园，以照顾父母妻子和孩子的方式，缅怀为社会公共利益献出生命的烈士。 每次家访，基金会的员工手里都装满了袋子，是为烈士父母精心准备的礼物。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军的绿色大包，印有“关心烈士父母的温暖礼包”的白色文字。

这个大礼包是根据老年人的诉求精心设计的，里面有保温膝盖、保温背心、被子、纯棉三件套、慰问信、个人清扫用品等。 基金会考虑到烈士的父母在山区和乡村偏远地区，个人清洁用品非常谨慎，包括创可贴、清凉油、碘伏棉签、医疗纱布、双层药箱等必要物资。

除了给烈士家庭带来各种物资外，基金会还记得每次都带慰问信，员工亲口给家人们读。 基金会比起物资上的援助更重视这种精神上的肯定和安慰。

“很多附属听到我们这封慰问信，真的很感动。 因为对他们来说，政府的慰问归根结底代表了国家对他们的记忆和同意。 我们作为私人基金，代表我们的社会没有忘记他们，我们的社会还很关心他们。 这使他们从另一个层面感到完全不同的温暖。 ”。 姚遥说。

基金会关注的烈士集团有特别的存在，这些烈士与多年前的战争有关。

那是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许多年轻生命入伍，赶到战斗的最前线。 曾经围绕这场战争的歌曲和电影作品染红了大江的南北，《高山下的花环》《血染风采》《热血之歌》提醒了人们今天和平的难度。 时间模糊了人们的记忆，很多人不知道还存在这样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把士兵变成烈士，而且留下了很多缺失的家庭和悲伤的父母。

董桂林是赶到对越反击战前线的一个人，那时他才18岁。 董桂林之前，董家一门从兵报国以前就传来了。 董桂林的祖父参加了抗日战争，祖母花了65年等待祖父从战场回来。 到了孙子这一代，1978年，董桂林去了对越反击战的前线，成为了喷火兵。 1979年2月20日，为了攻占碉堡，董桂林被派往战场，碉堡终于被攻陷，但董桂林被子弹穿过大腿动脉，不幸牺牲。

接到儿子牺牲的消息那天，董家正举行祖母的葬礼。 唐妈妈受到刺激，之后每次看到穿军服的军人，都会抓住人说:“你是哪个部队的？ 你不认识儿子吗？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董家的父母已经80多岁了，退休后他们回到儿子乡下成为知青的地方，给儿子修理衣冠冢，每年给儿子扫墓好几次。 清明节，来扫墓的只有姐姐董桂仙，“弟弟啊，妈妈不来了。 她今年81岁了。 明年可能来不了……”董桂仙哭着对弟弟说。

董家母是基金会《烈士父母护理计划》的重点护理对象。 每年节日，基金会的员工都专门上门探望。 去年春节，基金会收到董家姐的亲笔感谢信，说:“收到慰问信和大礼包，我们全家很高兴，感谢对我们的关怀……祝你新年快乐……”

除了为烈士父母处理生活困难，赠送爱的大礼包外，基金会还关注烈士父母的精神需要。 其中，独居烈士的父母是基金会照顾的重点。

胡仪珠是湖南省道县月岩林场营乐源村村民，也是越自卫反击战士唐成德的母亲。 唐成德是家里的次子，1982年11月入伍，在一三三师一大队当步兵。 两年后，唐成德在龙州茅山对越作战中光荣牺牲。 整个道县有100人当兵，最后有99人回来了，但只缺唐成德。 知道消息的胡仪珠受不了打击，开始发呆，不太记得有这个儿子。

之后，丈夫、长子相继去世，三个女儿也相继再婚，但现在胡仪珠一个人生活，住在光线不好的旧房间里，日常生活由抚恤金和长子媳妇照顾。 近年来，胡仪珠身体越来越差，腿脚不便，听力下降，还有老年痴呆症症状，难以与人交流。

儿子唐成德葬在老屋外的竹林里。 每年清明节，儿子的战友都会来做礼拜。 每次大家说唐成德，就像平时有点混乱的胡仪珠突然改变了个体一样，她经常指着墙上儿子的照片笑着插话说:“成德啊，他在墙上哦。”

基金会每年新年和节日都来探望胡仪珠，不仅带来生活用品，还和她一起说话，想起那个远方的次子。

烈士对遗属的关怀已经很久了，基金会经常受到被关怀对象的问候。 这些问候不是打电话，也不是发微信，大多是写满信的信纸。 有乱写的，也有清秀的，同样行间流露着喜悦和感谢。

云南飞离烈士的遗属写了一封邀请基金会员工回家的信住了几天。 来自安徽桐城的张姓家族的信中没有感情。 “每到佳节就亲吻，看到回到家乡的人们，心里总是抑制不住的悲伤和悲伤……你们把爱的大礼包送到我家，让我从郁梦中醒来，我的孩子也像节日回来一样，我很高兴。 比我每次领取优待抚恤金的心情温暖…”另外烈士的父母有着关怀和重新开始生活的希望，所以“是你们给了我希望。 除了物质援助，精神慰藉增加了，燃起了对生活的自信，让我们知道社会面对像我这样困难的军烈家庭，我的孩子不值得为国家牺牲……

02公里扫墓

牺牲战场遗骸回到故乡，父母随时随地扫墓探望的烈士其实不多。 许多烈士被流放到异国。 云南文山麻栗坡烈士陵园里留下了很多当时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烈士的灵魂。 这个边境离烈士们的家乡有几百公里。

赵占英牺牲安眠在这里，离自己的家乡500多公里。 母亲赵斗兰多年来一直长途跋涉看望儿子。 曾经她抚摸儿子墓碑哭泣的照片在网上流传，令人感动。 深圳龙越基金会早就把赵斗兰作为照顾对象，多次访问慰问赵斗兰直到赵斗兰去世。

89岁的赵斗兰老人对越自卫反击烈士的母亲。 “她不能看电视。 ”媳妇介绍说:“不管去哪个家，最多30分钟就回来，坐不下。” 堂屋四壁堆满了爱的人寄来的锦旗和爱的人的照片，这些和赵斗兰一起生活着。

这使基金会也观察到，在亲属牺牲多年后，甚至不知道对方埋葬在哪里，也没有打扫坟墓的机会的烈士家属。

因此，基金会开始帮助这些烈士的子孙“寻找父母”。 这桩婚姻的过程其实不容易。 基金会的员工和志愿者经常需要进出各大烈士陵园，记录墓碑烈士的消息，整理完善的名单后，通过政府等官方渠道查询新闻进行核对。 “在调查新闻后，联系了他们的子孙，很多子孙也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父亲埋在哪里。 」。 姚遥绍介。

在“寻找父母”的过程中，基金会帮助了很多子孙，明确了他们的父亲是抗美援朝烈士。 这些志愿军烈士牺牲在异国他乡长眠，他们的子孙想要祭奠先人，但远远不及。

“每个烈士的子孙，现在都是60，70个老人，他们生了孩子，总是有不可避免的台阶，想去见他的父亲”。 基于这样的想法，姚遥和同学们决定支持这样的家庭给北朝鲜祭奠父亲。

河南苗务才家是典型的抗美援朝烈士的家庭。 苗务没见过自己的父亲。 父亲苗维忠曾经是志愿军180师的侦察参谋，在抗美援朝前线作战牺牲。 父亲死后，一家生活艰苦，苗务才由母亲养大。 长大后，苗务终于找到了父亲的骨头，萌生了想见他的想法。 但是苗务不知道父亲葬在哪里，他曾经背着红薯到处寻找父亲在哪里。

苗务和环境相近的是孙群凯。 他父亲孙泽东生前是志愿军1军7师19团政委，1953年在抗美援朝前线牺牲。 后来孙群凯和祖父两个人生活，只能靠乞讨生活很久，冬天的腊爷两个人连厚衣服都没有。 孙群凯有了自己的家庭，生活还没有富裕。 他最大的愿望是当面拜望已故的父亲。

和孙群凯的父亲牺牲的是李小兵的父亲。 父亲去世了，母亲有了另一个家庭，遗孤李小兵现在处境困难。 他只是想在有生之年再见到父亲，他不得不用头撞父亲。

清明节，龙越慈善基金援助了这三个志愿军子孙的家庭，帮助他们越过边境去朝鲜祭奠先人。

在员工和志愿者的陪同下，这个烈属扫墓团来到北朝鲜，乘坐巴士到达桧仓烈士的陵园。 陵园各墓旁有从中国东北移植的黑松。 烈属已经是老人了，年龄最小的也65岁了。 他们有各自父亲的遗像，祭奠水果烧香，没有在烈士纪念亭跪下。

之后，烈士团又去了保管志愿军烈士名单的中朝友谊塔，参加了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举行的公祭。 这个跨越国界的节日，对这些烈士的遗孤来说，是多年来终于实现的谨慎追远。

基于现实诉求，基金会增加了清明节烈属异地扫墓接待服务，说:“让烈属感受到对社会的关怀，增加荣誉感、骄傲。”

03爱烈士的父母，就是尊重历史，尊重生命

“无论是参加国家战争，还是警察，还是为了防备洪水而冒险，很多人牺牲的时候还是20出头的年轻人。 他们的突然分手，给父母带来了非常大的精神创伤。 时间久了，父母即使老了，他们也不会忘记这孩子，许多余生和孤独的痛苦在一起。 有些家庭其实在物质上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心碎后如何拼凑。 ”。 面对这些家庭的痛苦，我们更有习性的应对是“不可避免”，姚遥不赞成这种以前流传下来的惯用态度。

“烈士父母的关怀计划”本质上是创新，改变至今流传下来的“退避”战略，用“记忆”疗法治愈烈士父母的心。 “对这些父母来说，没有他们的孩子。 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忘记了历史，就假装没有发生过这件事。 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伤害。 他们的孩子是为社会牺牲的，所以记住历史，让他们知道我们感谢，知道珍惜生命，他们的孩子牺牲的值，是对父母们悲伤的最好解释。 ”。

“我们对过去的人，应该忘记吗？ 请记住。 宁可是负担吗？ 正如电影《寻梦环游记》中所说，记住一个身体是最棒的事件，被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 ”。 姚遥说。

(本文选自《无公益、无长江——长江商学院公益示范集》一书)

来源：亚洲公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