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讯】新儒家康晓光：公益领域里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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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一直在想“中国的命运”。 今天的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如何从现实过渡到理想，他有理论，坚定不移。 但是，看起来对他实际要求很高的论述一直被主流的语言拒绝。 康晓光担心和愤怒是没办法的。 “老实说，双方都不满意，两个人集体殴打，鼻子青肿。 」。

他研究的行业是“政治的迅速发展”“儒家文化的复兴”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15年前，他写了万言长文主张儒教为“国教”，之后有很多相关萧述，描绘了引导现在的“精英联盟”中国走向“儒家宪政”的道路。 这种学说脱离了主流，康晓光也陷入了自己被“夹击”的境地——马列主义者讨厌他暴露，认为他是异分子。 自由为他的体制辩护，觉得他不是路人。

康晓光没有车站队的欲望，在中国人民大学当教授，我行我素。

社会组织欢迎他。 除书房和礼堂外，康晓光还介入了第三部门，从事社会实务。 不仅是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团体研究所的所长，也是多家公益慈善基金理事。 但他不是习惯性鼓掌喝彩的人。

“我反对”

6年前，在第二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快速发展论坛上，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冯仑台演讲，康晓光舞台下起火。

这一个月前，巴菲特、比尔盖茨来到中国开晚宴，中国富豪们应邀入座。 这个开始前在坊间戏称为“鸿门宴”的“推荐晚宴”被定义为“慈善交流晚宴”，但关于“裸捐”的讨论在这里没有结束。

冯仑的发言提到了这一点，认为诱导所有公司家的“裸捐”可能会伤害民间财富创造的动力，如果公司家把财富“裸捐”支配给政府，就和1956年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一样。

康晓光越听越火，“公益界没有骨气，当场没人说话。 那里一切都在笑，等着需要一些零钱，鼓掌，尖叫，变成了什么？ 你有多少臭钱？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花钱。 」

他生气地走上舞台，把发言稿扔在一边，张开嘴指名批评冯仑的“混淆概念”。 他认为今天中国公司的房子自愿“裸捐”做公益，应该受到尊重，不能与“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混淆。

“你可以成为妓女，但反对别人成为良家妇女，你的妓女也很傲慢。 他的这个类比也不合适，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公司受到威胁，但今天政府的态度没有表露出来，谁用暴力威胁你？ ”。

万通基金会是这次论坛的主办者之一，是邀请康晓光做主题报告，还是邀请冯仑的主张，康晓光做了客人但场毁。 “以前我们都很好啊。 冯仑:以后再见到我就不说话了。 」

担任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负责人的李玉生先生，想起康晓光先生提出反对意见曾经“见血，不留情面”。

康晓光和徐永光至今有30年的交往，2007年，徐永光成立了南都公益基金会，担任理事长，康晓光担任理事。 《新公民计划》是南都基金会尝试的第一个项目，徐永光主张运营公益学校，运营价格由社会捐赠、政府补助金、家庭支付三者共同组成。 他对项目寄予很大的期望，充满自信。 但是项目开展得不顺利，南都基金会的定位是资助型的非公募基金会，项目开始后，必须期待提供资金支持，必须介入学校理事会介入日常业务，越来越深。

“我反对。 理事会吵架一年半了。 」。 康晓光说。

李玉生告诉“中国慈善家”，会议上康晓光、徐永光和当时南都基金会副理事长程玉等的意见不同，争论非常激烈。 “当时徐永光下不了台。 包括程玉在内，新公民计划的任何总干事都不要说。 场景有点不自然。 」

理事会最终决定肯定《新公民计划》的价值，逐步压缩项目。 李玉生说:“康晓光这样的学者，作为第三者专家的力量监督社会组织，提出独特的评价，发挥了理事会特别需要的作用。”

发现秘密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初，康晓光在中国扶贫研究时，去乡下遇到贫困农户，顺便把几百元钱取出给农户的孩子，被同行的当地干部说是“希望工程”。 “当时希望工程的‘语言霸权’非常强，只要你做的事和副教授有关，就被称为希望工程。”

1996年，中国青基会委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判断其项目，康晓光作为事业的第一负责人，开始近距离接触中国青基会，就此发现了中国正在进行的秘密权力转移。

关于社会的统治和管理，社会问题不会自动出现，而是由权力来定义。 发现、提出某个客观问题，如何描述并形成广泛的认知，对社会政策的形成和完整性至关重要。 把这种客观问题“问题化”的机制被掩盖和深入，在中国，这种权力迄今为止只为政府支配。

康晓光长年进行减贫研究，熟悉“问题化”机制的重要性，他说:“有什么问题进入媒体，进入公共政策，进入国家财政？ 最严重的问题往往被隐藏或扭曲”

他举例说，农民进城工作的潮使农村社区的中青年大量流失，不仅乡村受了重伤，农民为了劳动力进入城市，而且从“人”的角度没有得到社会的关怀。 最初，由此派生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没能进入主流语言。 “十年前，他们说摆脱了土地的束缚，收入增加了，农村致富了，就说了这些。 真正的社会问题，假装看不见城市精英，假装没有媒体，政府从来不说，这些人没有自己提出的能力。 ”。

通过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康晓光看到了一个未来的新机制:除了政府和国有公司单位以外，另一种机构可以自己定义社会问题，动员全民力量来处理。 客观上，这样的机构掌握着“问题化”的权力。

“在我心中，中国的青基会不被视为公益机构。 它是未来重要的结构性组成部分，对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对中国社会整体的管理和统治结构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

这个发现深深打动了康晓光，从此他开展了第三部门的相关研究，深入参与，在多个社会组织中担任理事等职务，而且以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团体研究所为第一平台，为公益界提供指导和咨询 他相信第三部门在中国转型过程中会发挥重要作用。

2003年，康晓光试图用政治经济学的做法分析中国城市贫困和扶贫问题。 9月末，所有部分的研究报告都必须完成，写总报告，但由于惨状的发生，他无法继续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那一年，他把书里所有的中国人都告上了人性法庭。

没有人能幸免于罪

“除了钱什么都不认识，狼群的社会，当时我对这种巨大的社会气氛特别不满。 他还说:“在这件事上，他批评了警察，对整个舆论也不满。” 康晓光又点燃了一支烟，“没人能幸免于罪，我们是李思怡的地狱！”

2003年6月4日，成都女李桂芳因涉毒被警察逮捕，被强制戒毒。 三岁的女儿李思怡没有陪同，一个人被困在家里。 李桂芳多次回家安顿女儿后，受到强制戒毒，被办事员拒绝。 17天后，人们在她家卧室门后，李思怡高度腐败，发现了满是蛆虫的幼尸，卧室门上的油漆剥落，留下了一些血迹。 邻居从未听到过她的尖叫。 在她的尸体被发现之前，人们对这个年幼亡灵的悲鸣和指控充耳不闻。

那一年，康晓光的女儿也只有三岁。 他流泪无数，久久不释怀。 李思怡家隔绝人性的门外是谁？ 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活着的中国人。 康晓光说，他从未感受过这样的耻辱和罪恶之深。 每天出门前，他总是在和女儿接吻时想起李思怡。 坐在桌子前，一看到墙上女儿的照片就想起李思怡。 每次读到这里，心就像刀一样绞着，眼泪汪汪的。 他说如果什么都不做，他就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良心，他永远没有安宁的一天。

整个社会都谴责有关事务人员玩忽职守，我觉得康晓光不应该只停留在这个表层。 他问自己，如果没有这次偶然的灾难，李思怡是否能好好地活着。 没有照顾其亲友，没有固定收入，没有最低生活保障，电力企业拒绝供电，在政府部门、社区、妇联、共青团、福利院等负责提供援助的机构接受援助的环境下，李思怡能生存吗？

“相应的法律、机构、财政资金和员工都有，为什么没有必要的时候了呢？ 只有制度建设，有制度建设就足够了吗？ 慈善界没有人谈论这些问题。 我向大家展示这些问题，分解理解。 否则悲剧就会白白发生。 ”。

他停止了手中的所有员工，出发去成都，进行了好几天的实地调查，在很多障碍中访问了社区家委、派出所、街道办事处，访问了妇联、共青团、民间公益机构、公安机关、法院、媒体，对调查结果进行了“起诉——” 在书中，他恢复了事件的经过，试图在这个案例中，探索消除贫困行业中的制度故障和背后的深层问题，提出处理方案。

写作时，他需要不断警告自己，不要让感情干扰学术评价，作为研究者，客观冷静，科学解体，逻辑严谨的结论。 但是他不得不对网友说“这本书是在强烈的冲动中完成的”。

康晓光告诉“中国慈善家”“落笔时已经不怎么流泪了”。 他把一半的烟熄灭在烟灰缸里，说:“只有愤怒！ 恨所有人，恨所有人。 ”。 他向后看在沙发上，说:“啊！ 」地沉重地叹了口气，听起来像力量不从心底发出的悲鸣，也听起来像是劫机的心累了，松了一口气。

「康夫子」

女儿出生后，调整了康晓光的家庭角色，他才体会到什么是“仁爱”。 “儒家理论从家庭出发，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最核心的是家庭中父母与孩子的关系，那是人的灵魂性概念是“仁”，最纯粹、最原始、最生动、最强烈的爱。 对父母的爱，对恋人的爱，这两种感情，与你对孩子的爱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有数倍的差距。 ”。

李思怡的死，让康晓光第一次从灵魂中把“仁爱”的心“推开自己和人”。 写《起诉》时，他说他认为自己是“仁者”。

康晓光找了十几家出版社，但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出版。 他破例决定妥协，承诺可以调整文案，但出版社社长的朋友说，不能改变，整个味道都错了。 这种情景，正如康晓光去成都调查时看到的，在高压中，所有人都为了保护自己，他无法避免。 体制好的朋友不敢开车送他，说:“请自己打车。 」。 每个人都活在心中麻木不仁。 康晓光理解他们的状况，但依然对这种荒唐的社会心态感到愤怒。

最终，《起诉》一书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 康晓光在网上发布新闻，免费发送。 他自费印刷了两批，寄了近8000本。 他的几个学生每天向邮局跑去。

于建嵓称康晓光为“康夫子”，他说:“(对体制)我更批评，他很有建设性，他会提出一点现实的想法，说他自己的理论。” 两人去过关于访问制度的会议，在会议上产生了意见分歧。 于建嵓说:“他(康晓光)主张“仁政”，认为信访(制度)很强。 如果加强信访，我认为这个国家法制不会真正(完全)发生。 ”。

会议上没有引起争论，两人召集了几个朋友，找到山庄继续话题，结果争论发展成了“趁着愤怒闹事，大吵大闹，兄弟脸红了”。

“观点之争不会伤害私交”，于建嵘认为康晓光是个好朋友，“他有思想，有感情，看到苦难的人会伤心，流泪。 一看到一点问题，就生气。 ’”

康晓光认为自己是典型的中国读书人，在他的观念中，儒家的“君子”和“士”的价值取向值得进一步追求。 他钦佩康有没有抛弃执着的信念，尊敬梁漱溟的学养之深和智慧之大勇，说:“那真是成千上万的人走了我！ ”。 他痛感中国读书人文脉断裂，说:“这个时代，哪个乡的愿望，德贼，整天想着自己那个苍蝇头上的小利益的人，为了《稻梁谋》，活得很好。 」。

他对学生说:“至少你们不要学我。 口无遮拦，快意恩仇，将来会很悲惨。 ”。 但是，“只有继承下来的民族才能有自己的未来。 要斩断历史实现未来的光辉，他的母亲从古至今。 ”。

来源：亚洲公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