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讯】卢思骋:反思环保组织的国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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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民间环保行动者中，工龄超过20年的人很少，卢思跃就是其中之一，但他的年龄不是环保行动者中最大的。

1992年，19岁的露丝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年级学生，去马来西亚参加了“全球化主题下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环境公平”的会议。 第一个参加者是亚洲青年和学生，这次会议是当时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快速发展大会的预备会议。

召开这次预备会议，卢思思还提前去了马来西亚的捞砂越热带雨林。 卢思思说，日本跨国公司在那边砍树做筷子，当时已经砍得很厉害了。

“作为志愿者，我们去森林里建设了原典民路障，帮助哪个伐木企业阻止他们砍伐房子。 」。 在大学时代，卢思思也积极参加和发起了学生环境保护团体，但在当年参加时，没想到将来会为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服务。 1999年他加入国际环境保护团体绿色和平的香港办公室10多年来至今仍在环境保护团体工作。 卢思说:“想起1992年那个炎热的热带雨林夏天，改变了自己的生命轨迹。”

2002年卢思跃来到北京推动绿色和平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到2009年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录用为专家的那年担任see基金会秘书长，后来成立了两个公益组织，分别前进的职工室、创绿中心，前者是公益组织

直到现在，他还是自然朋友的执行理事长。 2003年，气候变化的议题仍然很寂寞。 卢思跃已经开始推动绿色和平中国的办公室关注这个议题。 绿色和平组织2004年新员工喻捷在本刊《了解天命，尽人事》的文章中说，2004年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届缔约国大会( cop10 )时，“中国非政府组织只有我和同事陈红娟参加”。

今天不同的过去，很多中国本土的环境保护团体开始关注气候问题，基本上是在2007年以后。 年，中国首次申请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 地点是天津，当时卢思跃负责中国ngo“绿色中国，竞走未来”系列活动的总协调，推动了60多个中国环保组织的参与。 当中国没有环境保护团体时，卢思跃作为学生已经开始参与国际环境事务。 之后，国际环境组织在中国办公室长期从事，对国际环境事务、中国本土组织的国际参与有很深的参与和体会，这次青年环境评论就这两个话题采访了他。

1992年环发大会开辟了新的全球合作时代

霍伟亚(以下简称“霍”) :联合国环境快速发展大会20年前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卢思跃(以下简称“卢”) :那是很特殊的历史背景。 1989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政治制度的变化，前苏联集团下的一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倒台了。 西方发达资本国有胜利感，他们已经打败了几十年来的冷战对手，感到他们的制度是正确的。

另外，二战后，许多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冷战战场。 这两种制度都想得到这些快速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希望在这些新的经济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

随着东欧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在第三世界展开的冷战也很快云散雾消。 包括中国、印度、巴西这些大的快速发展中国家，当时还没有迅速发展，我们当时的工业化水平很低，90年代初期北京只有几百辆，上海也只有一千辆私家车。 现在回头看，我想已经翻了很多山了。

霍:这次会议有什么产出吗？

卢:生产除里约宣言外，还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对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化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三项公约，森林也几乎在当时提出。 其实不仅如此，当时提出的“可持续快速发展”中也有关于国际贸易、国际援助的文案，当时还提出了面向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包括消除贫困、女性权益如何执行等文案。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快速发展大会开辟了新的全球合作时代。 90年代的wto谈判，包括1994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从gatt (贸易总协定)延长到wto，后来联合国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许多具体目标都引用自1992年宣言。 里约大会有一个大框架和一个小框架。 小的是1992年里约的直接产物，里约宣言及其一些多边环境条约。 但更大的里约成果是对整个国际机制框架的反思和改革，其中不仅包括环境问题，还包括贸易、性别、多边援助、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以及联合国全球治理本身的改革。

里约宣言决不仅仅是小环境保护，而是大环境保护的概念。 有三个支柱，社会、经济、环境三个密切相关。 但是，中国的环境保护组织长期以来将环境问题环境化，但没有把环境问题放在更大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理解。

霍:大会结束后，“可持续快速发展”的理念很快被世界各国接受了。 这个概念包括那些副本吗？

卢:“可持续快速发展”有几个重要的方面。 首先，一个基本理念是，一个社会、一个地方或地球本身作为一个整体，要想去可持续快速的发展，需要三个支柱: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公平，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三者是分不开的。

可持续的快速发展是房间，房间由三根柱子支撑，一根柱子倒下，长度不同，可以想象这个房间是不稳定的。 整个里约框架都得到了这三个基础的支持。 第二，工业革命以来的150多年，包括掠夺殖民地时代的自然资源，西方各国的人均资源消费比快速发展中国家高得多。 因为这个发达国家需要减少他们的支出，减少世界有限的资源占有，释放越来越多的空间，赋予快速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快速发展的权利。

“可持续快速发展”有几个重要概念。 首先，1992年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理念是，中的第一概念是人均排放的问题，第二是历史责任的问题，另一个是“代间公平”的问题。 里约宣言还包括第一次切实提到“公众参与”、“新闻公开”是保障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

霍:为什么当时这么多国家能达成这么多协议？

卢: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特别自信，认为自己的一套是对的，美国提出了概念“new world order”(新的世界秩序)。 由于东欧的崩溃，曾经被报道的东欧各国大多在包括苏联本身在内的国际议题中失去了发言权。 中国也刚经历风波，巴西刚民主化，印度当时的经济没有迅速发展，贫困比现在落后。

整个局面，发达国家希望做出一点让步，快速发展中国家进入冷战时代，还在迷茫中，在环境和快速发展方面希望能获得越来越多的北方国家的一点资金和技术。 当时很多迅速的发展中国家本身没有严重的工业化污染问题，自然资源的消费首先是为了出口。 比如把矿物和木材出口到发达国家需要花费。

而且，1988年刚签署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应该说该议定书是迄今为止比较成功的国际环境保护条约。 1992年的谈判有1988年合作成功的基础，增加了冷战的结束、新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的自信、快速发展中国家对未来快速发展空间的渴望。 所以在1992年各国就“可持续快速发展”达成协议，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

霍:当时的环保团体是如何看待“可持续快速发展”的？

卢:当时，一些环保团体批评“可持续快速发展”的概念不成熟，以以前流传下来的“经济快速发展至上论”为主体，“可持续发展”一词是形容词，主语是“快速发展”。 当时对发达国家的让步不够，批评也很多。

在稍微快速的发展中国家心中想象的“快速发展”其实和西方各国不同。 我和你一样，请给我一些空间。 不彻底反省这种经济增长方法是不能持续的。

这些说法在当时的国家代表团层面实际上很少被谈论，但当时学术界有很多讨论，批评德国的wolfgang sachs和印度的vandana shiva等知识分子在迅速发展，成为风，“持续

南非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代表团身着唐装，展示了写有环保口号的扇子。 画像提供:宋庆华

霍:在形成“可持续快速发展”概念的过程中，中国的环保组织还没有出现，90年代后期逐渐增多。 在之后的国际环境事务中，中国的环境保护团体有它们的参加吗？

卢:之后有在中国北京召开的国际会议。 世界妇女大会，1994年。 当时，中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ngo，政府可能也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是什么，但会议中有很多与权利、公平、平等相关的东西，我不认为ngo对这些问题的角度很深。 当时ngo活动的会场(联合国会议通常是主会场和ngo活动的会场)离市区很远，面向怀柔。

这次大会在中国产生了大量关注女性权益、性别议题的非政府组织。 中国9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发展最活跃的是性别议题的非政府组织，多少受到了这次大会的鼓励。 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其实活跃到90年代后期。

从1994年开始，到2002年里约+ 10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 那时我刚来北京，记得前辈廖晓义、汪永晨等人带队去了。 很多非政府组织参加，回国后也在中国人民大学旁边的友谊酒店召开了共享会。 我印象特别深。 因为当时刚来北京，国内非政府组织才刚刚开始，条件很难，但感觉很有活力。

这些前辈们发起的环境保护组织也从90年代后半期开始活跃起来。 当时我们的经验还很浅，也有语言限制，可能当时没有发挥最大的作用，但在南非出现了好的集团，去海外参加国际会议，看看国际同行水平怎么样是值得的。

那之后有稀疏的东西。 例如，像联合国环境保护条约一样，每年都会召开会议，当地的中国ngo也会参加。 如果说有大规模的有组织的集体参加，可能会在2007年12月去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当时是第13次中国环境保护团体10年来的国际参加2007年，有20多名中国ngo代表参加。 当时，我在绿色和平中担任项目总监，让中国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参加，为当时的气候项目负责人喻捷和会议登记提供了条件。 之后，规模大、组织性强的国际参加，基本上是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因为气候变化本身就是国际化的议题。

霍: 2009年中国环保团体、许多青年和公司家参加了哥本哈根( cop15 )气候谈判的盛况，但之后参加国际气候谈判的人数开始减少，国际参加的规模缩小了吗？

卢:很多去哥本哈根的人只是热闹，只能说不是出于理性的参与。 当时很多人没有接触过气候变化的议题，也不知道这件事。 事实上，当年去的很多人其实进不了主会场，只是在外面走来走去，回来了，啊，国际会议没意义，我以为我以后不会来了。 做这样的事，你本来就不打算跟进这些会议，我觉得很不负责任。 气候变化不是光开会就能处理的，没有这么便宜。

当时，一个人对会议的期待是不现实的，回来也没用，达不到你的期待，以后也不去。 不是那个事件本身，而是为自己着想的说法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我似乎总是鼓励大家参加国际会议，但并非如此。 当然去是很重要的，但你必须知道做什么，能做什么。 你必须理解那和自己的日常工作有什么关系。 我劝大家都去，但不是为了去。

霍年:你调整了60多个环境保护组织参加了在天津的气候谈判，这次行动和以前的参加有什么不同吗？

卢:天津的气候谈判应该是自1994年世界妇女大会以来在中国召开的环境级最高的联合国会议。

组织很着急，但同行们认为应该走得更多。 另外，因为经过2007年巴厘岛气候谈判，特别是2009年哥本哈根谈判，当地机构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做了很多工作，系统地、更深入地参加了气候谈判。

当时，有人每天参加谈判，报告新闻，与谈判者进行信息表达，参加国际非政府组织谈判的平台。 也有举办各种议题的侧面活动，与包括王石在内的公司家也有交流。 我们作为主人也进行了欢迎活动，让全世界000多名参加气候变化事业的非政府组织同行，第一次聚集在一起，了解了中国的情况。

这些对中国环保组织的迅速发展还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当时，中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团团长解振华经过会场，参观了中国环境保护组织的展位，给予了非常高的肯定，甚至说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我在环境保护行业工作了十几年，以前解主任在环境保护局当局长时，从没对环境保护组织的工作这么高度肯定过。

我似乎总是鼓励大家参加国际会议，但并非如此。 当然去是很重要的，但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必须明白这和自己的日常工作有什么关系。 我劝大家都去，但不是为了去。

所以另一方面这次活动得到了官方的赞同。 第二，许多国际同行第一次来中国，其中一个资深员工也不认识。 中国有这么多环境保护组织关注这件事。 从这些方面来说，我认为中国的环保团体行业整体比1992年有所进步。

霍:继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里约+10”峰会之后，今年6月回到了20年前的里约，举办了“里约+20”，这次中国环保团体做好了什么准备？

卢:首先，我想说国际谈判会议本身没有意义，参加的是吸取民众的真实声音。 然后把那个会议带来，带到国家，向当地媒体讨论了什么，哪个国家的元首在那里，对我们地球的未来怎么想，怎么能加入公众，这是值得的。

去年在北大的年轻学生会议上，一个同学问我今年是否去里约。 我说你们最好不要去。 去需要明确的目标。 为了参加国际会议而参加国际会议倒不如节约碳排放量。

现在，创绿中心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协助联合国环境署和see基金会，那时进行了半天的活动。 我有三个想第一个传达的消息。 第一，中国正在推进绿色转型。 其中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民间力量做出了很多努力和贡献。 第二，从1992年开始，中国的环境保护组织有了很大的成长。 三是光靠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超越国界合作，与公司和政府合作推进中国的绿色变革。

来源：亚洲公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