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讯】陈可辛：我拍公益主题素材电影，并非为了社会责任

本篇文章5653字，读完约14分钟

原标题:陈可辛:拍电影的工匠

从小和父亲一起在电影院长大的陈可辛，希望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在电影场上活动，直到死亡悄悄地迎接。

在北京国贸附近酒店的高层露台上，陈可辛穿着休闲西装，卷起牛仔裤腿，踩着运动鞋，脚踝在0度左右的天气下露出来。 他的眼球直视镜头，符合摄影师的所有要求。 风很大，吹起了他象征性的白发。

票房大风也在时代的窗外不停地刮。 年，中国国内电影票房突破440亿，许多国产电影票房突破10亿，香港许诚毅导演的《捉妖记》将国产电影票房记录提高到24亿。

同样来自香港的陈可辛，十年前就预见到内地电影市场的潜力。 2005年，他凭借歌舞电影《如果爱》正式进入内地电影市场，获得了包括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奖在内的29项奖项。

在商业和艺术中寻找平衡的陈可辛，拨开第一个混沌，惊讶地发现内地观众的电影水平比香港高。 在“中国伙伴”“亲爱的”相继获得商业和口碑的双重肯定后，他对制作自己风格的电影的态度越来越坚定和明确。

在新电影《李娜》的准备过程中，他一贯放弃了重复录用明星。 现在，《李娜》的预算在人民币1亿左右，浮动的部分由主演决定。 读了最新的剧本后，陈可辛对合作了三次的编剧张冀很满意，告诉“中国慈善家”“这不是我第一次那么坚决，要用明星”。

陈可辛的信仰来自对自我的洞察。 在拍了20多年电影，知道天命的那一年，他回到了工作的纯粹。 “我是个讲故事的导演，我想讲一个诚实动人的故事。 」。

李娜的故事吸引了我，使我困惑

李娜是目前陈可辛最想告诉观众的故事。

作为传说中非典型的体育明星，李娜出现的中国80多岁的年轻人的精神，强烈地吸引了陈可辛，使其困惑。 他想知道在中国还浓厚的集体主义气氛中，李娜的个性是如何成长的。 “每个人都是个人主义的时候，这个国家会怎么样呢？ 」

q:「中国慈善家」a:陈可辛

问:这次《李娜》的拍摄重视她的个性优势吗？

a :李娜的个性和以前传来的中国人不一样。 她个人主义的个性代表着80后、90后甚至00后，代表着下一代。

我一直想知道在作为集体主义的中国文化中，个人主义的生活习惯、思考出来后会怎么样。 各自个人主义的时候会怎么样？

问:准备剧本时，你先找到了方向。 比如80后，个人主义的探讨，是正好遇到李娜，还是从李娜那里总结练习了这样的主题？

a :每次都不一定。我没有故意考虑是否是80后。 很多创作并不是那么清楚.。 我知道所有的路。 我摸着石头过河。

为什么李娜这个主题素材吸引了我，可能是我在生活中看到的，感觉到的。 你住在一个地方，一定会有点悟性和困惑。 对我来说，不管那个故事是什么样的，无论故事多么感兴趣，最后拍戏的时候冲动地做，一定和你生活中的疑问有关。

根据年龄，我有不同的疑问。

拍摄年轻时的爱情片，基本上是围绕自己烦恼的感情问题，年龄一大，无论是亲属离开，还是死亡、成长、孩子的真正丧失，都是不同阶段的疑问，一定会影响电影的选择。

问:拍《李娜》，你的魅力和你的疑问是什么？

a :我和编剧张冀谈过，他也是个特别关心社会，有人文关怀的人。 他认为李娜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她的个性，她的知名度，还有她的脾气很戏剧性。 另外，对大家来说，她也是民族英雄。 这些好像都有。

我一开始没那么关注。 因为我毕竟不是内地人，有些事件没那么清楚。 我也必须每天面对80后、90后的观众。 我也必须调整。 我必须怎么讲我的故事才能不过时，以免他们感觉到。 这也是我的烦恼之一。

但是，在个人主义的理解中，我没有那么大的落差，我自己在60后，但我也是在个人主义的气氛中长大的。 我非常相信个人。

我越是和编剧说话，越觉得这东西是对的，就越是谈论着作权。 据我所知，不仅是我，导演也在谈论这件事。

说话的时候，正好李娜打算把自己的书(《独自登场》)的版权给别人拍电影。 为什么最后能说话？ 大家合得来，谈过话，见过面，通过经纪企业、我的美国经纪企业和她的美国经纪企业，合并了。 我想这是机缘，毕竟李娜赞同导演。

问:你对李娜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a :真是个表达她的感情的人。

这是我非常认可的。 我不是脾气大，也不是脾气暴躁，以前中国人有点待人接物的礼貌流传下来，其实有点虚，永远看着表面，看不到感情怎么样。

问:我很坦率。

a :我很坦率。 这一定是第一印象。

那么有名的人，在公开场合，对媒体，对大众有这样的感情表现，我很感兴趣。 特别是在中国，这一定吸引了第一个我。

问:之前你演戏的时候，启用了明星的拍摄，这次选拔也一样吗？

a :这次真的不清楚。 明星和非明星之间，我总是用明星。 因为越来越多的观众要去电影院。 毕竟电影和人的信息表现很多啊。 即使是明星，也能很好地使用。 使用明星，就是卖作品，我不认为失去了作品本身。

不管这次谁扮演李娜，观众可能都不买东西。 因为不管谁演都不是李娜。 她还在，还年轻。

但是我想我用了明星。 除了不是李娜，我觉得“她是谁”的有名明星越来越多，观众看电影会产生双重障碍。

到现在为止我只能说我不知道走哪条路，但这确实不是第一次，必须是明星。

问:那么你的生气是什么？ 用故事的主题素材吸引观众吗？

a :除了李娜自己的号召力，电影拍得如何好取决于剧本是否好。

以前一直没有编剧本，一直不敢做这个决定。 最近剧本出来了，我心里很生气。 有了这个剧本，我可能不一定用明星。

问:你往往演员的选择是正确的。

a :其实我也没有答案。 我自己在想。 也没失败过，但概率很低。

我和演员的信息表现可能处于开放状态，但我没有固定的框架。 很多时候，我在演员和角色、我的日程之间放了一个宽敞的地方，让演员能舒服地表达自己。 当他能自由地回到他最真实的一面时，我想写角色，写剧本。 我不是强迫他进入我的模式，而是我让步，让他成为最好的状态。

对剧组员工来说，这样做很困难，但最后还是值得的。 在屏幕上，故事和故事都很重要，最后一关是演员的表演和观众的交流，那是最后使电影成功的最重要的东西。

问:你有信心在导演过程中沿着创作的感觉走吗？ 你相信诚实本身的力量吗？

a :我想在交流的最后，可能会找到比你更好的东西。

电影很纯粹，纯粹要打动人

陈可辛从来不把自己视为有“社会责任思维”的导演。 他重复记者说自己只是个“讲故事”的导演。 但是，他的电影产生的社会影响很大，远远超过了一时的东西。

《甜蜜》是1996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世界十大电影之一，涵盖的社会文案丰富，因此这部电影至今仍是内地各大学电影赏析课的典型例子。 《中国伙伴》上映后，也引起了国民对企业家话题的热烈讨论。

这种现象在《亲爱的》上映后特别明显。 年10月，电影推广期间，在主演黄渤微博上帮助孙海洋(电影张译角色原型)寻子的新闻被转发了3万次，关于另一个绑架新闻平台“宝物之家”的宣传，转发量达到了38万次。 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了刑法修正案(9)的草案，编纂了收买被绑架妇女、儿童的罪行，此类行为均属于犯罪。

因为看了这部电影引起了共鸣，电影上映一年后，24岁的四川年轻人，藉由自己4岁时的记忆在公安机关发现了父母的dna，被绑架20多年后家人团聚了。

该主题的电影《失孤》是“亲爱的”的一面好效果，第二年上映后也因口碑而成为话题。

问:你的微博转发了一条消息，说孙海洋寻踪新闻的二维码印在亚洲酒店的餐具包装上。 很多人也在微博上看到@你的同类消息，这是你拍照时想承担的社会责任吗？

a :完全没有。我说过我不是有社会责任的导演。

我认为对我来说，电影很纯粹，必须纯粹感动。 不同的导演理解不同，有些人认为电影是对社会的思考。 这也是纯粹的。 因为他是。

我喜欢看电影，各导演拍自己喜欢的电影。 其实你是什么样的观众？ 你长大后想成为那样的导演。 我只能重复看我的电影的心情。 我想把感觉传达给观众。

问:我希望观众有你这样的观影体验。

a :是的，我不喜欢动作片，特技片。 从小就是这样。 我喜欢一点兴趣，与我生活相关的东西，看了会感动，会给我一定的思考，会给我一定的认同感。 我一直在演戏，用同样的宗旨。

拍《亲爱的》，是我看了纪录片。 故事很不可思议。 在感情和思考上都给了我很大的感动，我觉得有必要把它拍成电影。 这部纪录片和后来观众看的电影一样，结构相似。

我不是每天关注微博，也不是关注社会议题，只是它打动了我。 周围的很多朋友都是大v，他们认为这是非常大的社会议题，跟我说后，我还没有这个想法，纯粹感动了故事。

但问题是，故事很感人，作为我和社会的一员，我觉得这是共通的。 我特别有社会意识，有社会责任感的话，会影响摄影，艺术表现有不纯粹的地方。 观众觉得你有了主要议题后，电影不纯粹。

观众不喜欢看你和他说教。 你一进入那个状态，就已经和观众相反了。

挤出观众，这部电影完全达不到社会意义，相反，如果没有那么强的社会意识，也许可以更好地看这部电影，更好地看，让结果更有社会意义。 这是矛盾的。 我想说一个诚实动人的故事。

问:电影上映一年多了，你关注被绑架的家庭在增加，为他们做点事吗？

a :有一些，不太多。 因为我也不是那么大的v，不会影响那么多人。 我能做的就是拍电影。

其实，如果电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会继续自己的本分，拍我的电影，不是成为慈善家，那不是我的强项。

我只拍好看的电影，“亲爱的”这样的社会议题也很好，但我再找点社会议题，再找点电影，我意识到可能不纯粹。 我尽量把焦点放在自己正在拍摄中，还是故事的感动和戏剧性上，而不是把议题放在最前面，现在也在寻找。

问:找到你的社会问题也有其他吧。

a :我也是爸爸，所以孩子一定是对我来说最动人的议题。 因为孩子是未来。

特别是80后、90后、00后困惑的时候，我突然看了《经济学家》的复印件，说要离开孩子，我简直傻了。

90后，00后，我以为在“一儿政策”下出生的孩子是娇生惯养的孩子，其实我们三分之一的孩子离开了孩子。 这个议题我想拍。

但是我还没找到故事。 我问了一点朋友，他们大多在捐赠学校，他们说给我捐赠那么多学校是没用的。 因为没有人告诉我。 他们的学校发现60%的人离开了孩子。 我想做和这个有关的东西。 纪录片也希望能在里面找到一点感人的故事。 这是我现在考虑的事件。

问:拍电影对你来说是个具体的故事，但大家都能看到后面的东西，产生思考。

a :电影是现在最普遍的文学，大家都可以看。 影响大也足够了。

电影总是有这个功能，看电影只有两个小时，比看小说容易，而且觉得是娱乐。 这个娱乐开心吗，哭戏也是娱乐，是感情的表现。 电影是观众最不感到说教的形式。

电影足够好看的时候，观众自然会关注一点问题。

关于乌龟和兔子的自我审视

陈可辛很少参加交际，除了工作，他还自认朋友很少。 到目前为止，他用拍电影的方法认识世界，整理自己。

陈可辛1962年出生于香港，8岁全家移居泰国，18岁留学美国，21岁回到香港，导演吴宇森的电影，开始了电影生涯。

成长时间不稳定，陈可辛从未把自己看作社会的主流。 他坦白说自己容易成为问题少年，但因为和父亲的关系很好，所以来自家人的安全感很充分，在外界经常有缘分，但心里很少愤怒和不公平感，思考问题更乐观。

因此，他对人性有越来越多的包容，“每个坏人，站在他的立场上，他一定有他的合理性，觉得对方不好”。 这也是“亲爱的”故事结构最感兴趣的地方，“请让我看看所有事件都有两面性。 」。

推出了“中国合作伙伴”“亲爱的”，准备中的“李娜”，陈可辛被认为是“最接地”的香港导演，对主题素材的敏锐性超过了很多内地导演。 在迅速发展的中国现在，陈可辛即使是内地人，也不一定能理解这个社会，认为只有“多看，多听，多说，理解”，才能保持内心的敏锐。

问:在你这个年龄，还很少有人专注于导演。

a :人生出来了，就有工作。 我很幸运。

有些人找不到他的专业知识。 我幸运地找到了那个东西。 恐怕不是这样。 因为我做了三十几年。 因为那成了我的专业。 那么我想我的专业是这个。 我做了那个，很好。

很多时候，每个人都最好自己，这个世界很好。

q :我觉得你在和自己交流的过程中，认识和发现了世界。

a :也许是这样。我从小就很熟悉。 拍电影。 我父亲是导演，从小就和他看电影。 他的影响一定是最大的，我和他的关系从小就那么好。

我进入电影领域后，觉得自己不是十几岁拍东西的天才导演，还是很谨慎，考虑方方面面，慢慢当导演。 不是说一开始就有画面，如果有镜头，我不是画面导演或者风格很强的导演，我是讲故事的导演。

问:你觉得自己拍电影的半辈子怎么样？

a :我父亲最后没有成功。 我想念电影。 制作电影也可能有这个理由。 我从小就确实想发迹。

第一个十年，我觉得自己被冲得很快。 是香港电影最繁荣的时候了。 我真的遇到过这一代人的所有潮流。 包括香港和之后的拍照。 根据出生年代的不同结果完全不同，我觉得已经很幸运了。

你活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有些东西不是理论，一辈子，可以谈一辈子。 非常简单的比喻。 龟兔赛跑。 做乌龟好还是做兔子好？ 我觉得自己是乌龟，是兔子。

我觉得一开始绝对是兔子，后来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自己是乌龟。 我想现在又是兔子了。 整体是乌龟。 你走了那么久，不是兔子。 兔子是一两三年的事件。

好几年都不顺利。 “中国合伙人”之后变得更顺利了。 更顺利之后，我不再觉得是兔子了。 这两三年，你可以更了解自己的强项、弱点，面对自己。 更天真的做白日梦，做不出自己做不到的事件。

我也走了很多路其实没有捷径。 你是兔子的时候，周围的人以为比你快得多。 但是，都是短途的。 如果你纯粹做的话，我是专业做的。 不管市场是什么样的人，周围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你都自己做。

现在是十几亿，二十几亿的票房，但我不能拍十几亿，二十几亿票房的电影。 我只能拍自己最擅长的东西。 我觉得拍自己擅长的东西能拍得很好。

来源：亚洲公益报